後台光影

趨吉避凶的嬉玩人生 蔡康永



撰文：丁苡仟







要不是主持了幾屆金馬獎，寫了本《LA流浪記》，恐怕很少人會注意到蔡康永其實是學電影的；要不是當上「真情指數」的主持人，沒幾個人相信他能知性又感性；如果沒有主持「今天不讀書」，大概也沒人知道他會教人讀書。那，蔡康永還能做些什麼？他眨眨眼，「誰知道呢？」







頂著金鐘主持人的光環，又時常受邀主持大型晚會，觀眾對蔡康永的主持功力已經有目共睹，但談到這項工作經歷時，他聳聳肩說：「當主持人這事兒，真是從來沒有出現在腦子裡過。」







趨吉避凶 要出名先耍心機







剛從UCLA電影研究所畢業，蔡康永本來預設的道路是：先做編劇，接著就當上導演。因此，他一開始的工作經歷都與電影相關：在電影公司擔任監製、編劇，在大學教授與電影相關的課程，同時在報上寫影評。雖然這些工作的性質都不太一樣，但他說：「都經過一番設計。」







「因為沒有特殊背景，在報上寫影評，是個讓電影圈快速認識我的方法；而且那個時候我是在娛樂版寫影評，相較於副刊等藝文版面，娛樂版看的人多，更容易讓文學界的朋友注意到我。教書，則是取得專業身份的一個管道。」







果然這計策奏效，後來他的文筆受到藝文界人士的賞識，開始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寫專欄，寫了專欄，要跨足出版界出書就容易得多，成名之後，還獲得主持節目的機會！







這麼看起來，蔡康永可是深謀遠慮，心機挺重的呀？他露出招牌笑容：「其實只是懶惰而已。台灣的電影環境不是很好，當導演沒有發展性，還會累得半死。如果花兩年拍片，上映不到三天就下片，我可能會去自殺吧！」







所以，他選擇「趨吉避凶」的策略，講白話一點就是「挑簡單的事情做」。蔡康永不改幽默地說：「這是性格的問題，我的個性是，如果某件事做了會讓大家開心的話，就去做；如果做了會死人的話，那就不要做了。像王小棣、蔡明亮拍電影的方法，在我看來是會死人的，雖然他們都活的很好…。」







照子放亮 懶人也能大放異彩







儘管只想挑簡單的事情來做，不往導演的路子上走，蔡康永對於自己的職業生涯，還是很有一番規劃：「就算要偷懶，總得先想一想有哪些事是其他人還沒有做，我可以做，而且還很有發展性的。」







當時台灣比較少人做電影評論這一塊，他覺得自己能寫，而且寫得不費吹灰之力，就跑進去卡位。而寫專欄雖不是新鮮事，但一個沒有文學背景的作家，要在咸認是高不可攀的「藝文殿堂」，寫些讓教授腦充血的文章，卻非蔡康永莫屬。







「在中國時報寫專欄時，一週七天有七個不同的作家輪流寫，同時間還有龍應台、南方碩等比我資深的作家。我被分配到的是禮拜六，我想主編的意思大概是我寫的東西比較輕鬆好玩，因為在文學界沒有老師、沒有壓力，我就可以寫一些瘋狂的題目，當然也為文學副刊帶來不少年輕的讀者。」







他笑著說，現在有了網路，寫什麼都不會嚇到人，但在那個年代，如果在副刊上寫些內褲穿什麼顏色的俏皮文章，確實是轟動文壇的事情。「如果我當時就是要等著當導演的話，就是等著跟蔡明亮他們競爭，因為大家都在提案子，大家都在等老闆出錢讓你拍電影。」







但是蔡康永轉了個彎，不但打響知名度，也塑造個人特出的品牌。所以他也強調，一方面要趨吉避凶，另一方面也得把眼睛放亮，仔細觀察職場上有哪些地方是你可以大放異彩的。







獨樹一格 主流之外的發聲體







進入主持界，蔡康永做了如「真情指數」、「兩代電力公司」等幾個叫好又叫座的節目，在嘈雜的電視圈中是一股特殊的清流，為什麼他能不同流合污，在花花世界的媒體中獨樹一格？







他緩緩地說，台灣的電視生態很特別，頻道這麼多，表示有才華的人一定會出頭。「如果上call-in上了十次，還沒出頭，就表示你不是這塊料。」雖然競爭激烈，「但我的幸運是，我的節目都不太被放在收視率的天平上來看。」然而他也提到，現在主持人的需求還是很大，「你看鄭弘儀一個人主持三個節目，汪笨湖一個人每天要做三小時，就表示有很多位子。」台灣電視界需要會講話的人來領導話題，但有些人能成名，有些人總是上不了台面。







那麼，成功的主持人需要具備哪些條件呢？蔡康永說，第一當然是必須為電視台帶來明顯的好處，不論在金錢上或是形象上。因為電視的話題無所不包，他促狹地說：「就是你愛幹嘛就幹嘛，只要能娛樂別人就會成功。天天跳火圈當然不行，但是如果你今天跳火圈，明天吞劍，後天又翻跟斗，我覺得你一定紅的。」







蔡康永不耍猴戲，但從他主持不同型態的節目中，似乎也能看出這個人擁有十八般武藝似的特異功能。他的第一個節目是「翻書觸電王」，每天和國、高中生混在一起聊漫畫。後來當有人找他做「真情指數」時，大家都懷疑他能否主持嚴肅的節目。五年之後，準備主持「兩代電力公司」，旁人又以為他只會主持嚴肅的節目，沒辦法應付好笑的節目。







「你說我還會不會別的？也許會，不過我還沒做過。其實要挑撥離間我也會啊，也可以去主持call-in節目，說不定還能做綜藝節目，到處去吃吃美食什麼的，但是經營自己的品牌很重要，必須要有所取捨吧！」







他收起笑容認真地說，很多事情是「做」與「不做」的問題。電視圈裡面有不少人是什麼節目都做的，問題在於要不要把會的東西全部使出來。「我希望我做的每件事情，都能對我有累積的作用。當人家找你做call-in的時候，你要想想你會做的比李濤好嗎？如果不會的話就不要做了。主持人要有自己的風格，要讓觀眾能夠辨識你。」







蔡康永在媒體界的辨識度一向很高，他也希望藉由主持，帶點不一樣的想法給大家。「我的特殊之處大概就在於我看事情的角度吧！」台灣人的教育背景都很相似，一元化的思考模式，使得當媒體需要不同的聲音相互對照時，蔡康永往往就成為主流觀點之外的另一個發聲體。







然而，同樣接受台灣的國民教育，後來也是到最多台灣人會去的美國留學，他獨特的觀察力，又是從何而來？蔡康永笑著說，這與在洛杉磯留學的經驗有很大關係。







東西合璧 造就獨特觀察







蔡康永寫《LA流浪記》的原因，一方面是因為學了電影卻沒當上導演，他覺得很對不起出錢的父親和他自己，所以寫本書來紀念；另一方面，他提到，書的第一篇到最後一篇，都在談文化差異所帶來的對立與衝擊。







「LA是一個龍蛇雜處的地方，而電影界又是三教九流人士匯集的場所。如果去美國學電腦，文化衝擊的感受可能沒那麼深，但是學電影，你天天都要跟別人溝通：女主角穿太多或穿太少，接吻要怎麼接，大家每天都在煩這些事。被迫跟不同文化的人交往，你才知道原來世界上大部分的人，看事情的方法跟我們很不一樣。」







他接著說：「很多人不喜歡外國人，是因為價值觀不同容易起衝突，但是我就挺高興的，知道世界上有很多選擇性，而且這些東西會跑到我的血液裡頭，我依然是一個台灣長大的小孩子，可是我看事情會跑出很多不同的角度。」







留學的那段日子，文化背景的不同，對蔡康永來說是優勢也是劣勢。他在書中提到，常講一些儒家語錄來嚇嚇外國同學，他談起這段還是很樂：「在課堂上隨便背一段孟子的話，在台灣根本沒人理你，可是外國人就會覺得『喔！這就是東方哲學。』如果再說個莊周夢蝶的故事，到底是蝴蝶夢到莊子，還是莊子夢到蝴蝶呢？大家更會驚訝得說不出話來！」他說留學就是要跟西方文化有所碰撞，而這個撞擊，在他身上是有留下痕跡的。







嬉玩之外 為文明加一塊磚頭







既然在LA接受紮實的電影訓練，想不想真的執導一部電影呢？他搖搖頭，趨吉避凶的理論又跑了出來：「我現在拚三年籌錢、找人、拍電影，恐怕也不能在最棒的電影名單中加上一點點分數。」另一方面也是怕挑戰，「要拍曠世巨作，李安不會嗎？侯孝賢不會嗎？這種自知之明是有的…。」







他說未來想多花點時間在寫作上，因為現代的中文世界還缺少如哈利波特，或古代的三國演義等好看的故事。如果有餘力，他也想說服一些有錢、有閒的人開辦中輟生學校，「台灣的小孩子講到上學就怕得要死，事實上還是有些學校很好玩，像哈利波特的魔法學校，像《LA流浪記》裡描述的學校生活。」







蔡康永在書裡面提到，主持人是他最被知道的一個身份，卻不見得最有意義。他感性地說：「人生走一遭，重要的是留下一些改變吧！我對文明還是有信仰，我相信文學、電影、建築這些事。電視是每天播完、每天消失，但文明卻可以往上堆疊，如果能在上面多加一塊磚頭，就夠了！」







即便在訪問過程中，說著許多似真若假的玩笑話，蔡康永最後認真地講了句饒富深意的結語。在嬉玩的背後，能看到他用心鑿刻的人生軌跡。

本文節錄自 104魅力上班族 等 《第88期2004/01/02》一書